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和经济结构。中共成都市委十一届九次全会指出，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要突出创新的核心地位，坚持科技创新引领，着力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和新引擎。

　　本文围绕创新平台本质，借鉴国内外高能级创新平台经验，从质量、动力和效率三方面变革提出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路径，助力成都构建高能级创新平台体系、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

（一）高能级创新平台的本质　

　　在自主创新背景下，创新平台本质概括起来是“3+1”：

　　“3”即平台建设者（或管理者）促使平台高效运行、创造更多价值的三个能力：（1）吸引创新主体携带相关资源和能力进入平台，成为平台参与者的能力；（2）激发参与者创造活力、使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的能力；（3）高效匹配创新资源和创新成果供需双方的能力。

　　“1”即创新平台自身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产业价值、行业价值等）实现。合作共赢是创新平台的根基文化。高能级创新平台就是具有超强的上述三种能力的创新平台。

　　“能级”从词义上看，涵盖了规模、质量和影响力三层含义。创新平台能级是指具有适度规模、高质量发展的综合实力及其对外部的辐射影响程度，是竞争力、影响力和辐射力的集中体现，是平台社会价值、经济价值、产业价值、行业价值的具体表现。

　　根据创新平台本质，可从对创新要素的吸引能级、主体创新活力能级和创新资源供需匹配能级三个维度对创新平台的能级进行测评。平台规模、质量和生态环境等影响力是影响吸引力、创新活力和供需匹配能力的重要因素，具有大科学装置、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与大科研团队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是高能级创新平台的典型代表。

图1  西南交通大学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

（二）高能级创新平台赋能高质量发展

　　创新平台是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和动力引擎。通过提升平台吸引能力、促进能力和匹配能力，增强创新平台能级，逐步把平台打造成为成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提升平台规模质量，提高平台对创新主体吸引力是构建高能级创新平台的基础。随着技术研究向超宏观、超微观和极端方向发展，重大理论发现和科学突破越来越依赖于先进的实验装备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科研条件和平台的支撑，重大创新平台已经成为影响科学技术“短板”和“卡脖子”瓶颈突破的重要支撑载体和激烈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的必要条件。促进创新平台的高质高速发展，是增强成都高质量发展、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激发平台主体的创新动力与活力是构建高能级创新平台的核心。顺应众研、众创、众享多元主体参与、开放式合作创新、人才跨界流动等趋势，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构建各类创新主体互利共生、高效协同的创新生态，激发平台参与者创新与转化的动力与活力，有效保障参与者立足新时代、展现新作为、开创新局面、迈向新征程，为全面建设科技强市提供有力支持。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创新资源供需匹配效率是构建高能级创新平台的主线。大数据、区块链、新一代移动通信等信息技术消除了时间和空间的阻碍，大幅缩短了科技创新供给侧和需求侧进程，我们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吸引和激励更多的参与者成为创新价值的生产者、转移者和转化者，高效配置市场无序的大科学装置、高端科学仪器、科研数据、专利等创新资源和创新成果，有效提升创新资源使用价值和创新成果的转化效率，有力支撑成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注重规模投入

　　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合肥、深圳等地积极布局高能级创新平台、加大科研投入，为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奠定了重要基础，有以下经验值得参考借鉴：

　　一是前瞻布局一批高能级创新平台，形成了一定规模效应。四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集聚了全国绝大部分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和研究型大学，同时在建和拟建一批前沿领域的高能级创新平台，为吸引和汇聚一批全球顶尖科研机构和一流研究团队，开展多学科交叉前沿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如上海张江实验室引入了上海同步辐射光源（SSRF, 一期＋二期），上海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SXFEL），上海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SCLF），上海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上海）等一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争创国家实验室打下坚实的基础。

图2  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上海）

　　二是加大科研经费的投入。2019年，北京、深圳、上海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分别达6.3%、4.9％、4%，为加速建设科技创新策源地、争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供了资金保障。

（二）注重高效运行

　　高能级创新平台的高效运行是创新平台建设重点。美国国家实验室（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简称“LBL”）有13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该平台在提高平台主体的创新活力及资源供需匹配能力方面的运营模式值得参考借鉴：

图3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一是实行合同制管理制度。LBL隶属美国能源部，能源部在工业界、学术界或者非盈利性机构中选择依托单位，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管理运行承包合同”，对国家实验室实行合同制管理。能源部代表联邦政府通过综合运用监督机制（例如依托单位承诺体系）、年度评估机制、奖励机制以及合同自身蕴含的竞争机制对国家实验室的管理水平和产出质量进行监督，并实行竞争淘汰机制，能源部但不实际参与实验室的运行。这种合同制管理模式可帮助实验室在全球范围内集聚顶尖科研人才、根据科研设备自主配备科学家，与大学、企业构建动态大型跨学科团队。

　　二是资金投入保障。LBL有三千多名雇员，但几乎不申请项目以争取研究经费。财政投入的1/3左右为软硬件费用，其余2/3为科研人员薪资，经费的数额和实用情况公开和透明，对科研人员的绩效考核十分弹性，其薪资水平并不直接取决于其每一年度发表文章、申请专利、完成课题的情况，这种持续的大投入和相对宽松的管理，可以使科研人员更多地出于使命和兴趣来选择课题方向，心无旁骛地从事科学研究，而且能让实验室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一大批优秀科技人才，有利于催生重大科学发现和颠覆性创新成果。

　　三是自由开放。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学科的科研人员原则上都可以申请到LBL的大科学装置开展实验，使用申请书随机提交给专家数据库中的若干位专家，专家根据研究课题的科学价值（不管地域和领域）进行评审决定使用实验室时间。具有不同领域专业知识的个人组成团队一起工作，可更出色地开展学科交叉、综合科学研究。

（三）注重区域协作

　　创新平台的共建共享、创新主体的协作创新是推动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引擎，是推动区域协同创新攻关一体化的有效平台，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推动科研资源共享开放的经验值得参考借鉴：

图4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3.0版总体空间布局规划图

　　一是注重创新资源跨部门共享，以释放科研资源潜能。如合肥已建成运行合肥市科学仪器设备共享服务平台，推进高校院所的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仪器向本地企事业单位开放。

　　二是加大向长三角城市群开放力度。合肥将陆续开放一批大型科学装置、科学仪器中心、科学仪器服务单元和单台套设备供G60科创走廊企业使用，并将仪器共享纳入市自主创新政策，对租用纳入G60科创走廊纳入开放共享的仪器设备给予租用单位补助。

　　三是向长江中游城市群开放。以武汉、南昌、长沙、合肥四城市现有大型仪器设备为基础，加快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子平台，涵盖仪器共享、科研服务共享、成果管理等功能，着力搭建形成互联互通的跨区域共享平台。

（一）推动质量变革，增强平台创新要素吸引魔力

　　一是加强互动和合作，提高平台规模能级。契合国家布局方向，结合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平台布局，以中国西部（成都）科学城为主阵地，充分考虑大学及大型企业的需求及优势，有效凝聚和整合全国财物资源和科技资源，高起点建设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高水平组建天府实验室，全力争取更多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落地成都，加快建设一批大科学装置，争创国家实验室，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统筹建设一批产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和中试平台等高能级产业创新平台，在更多领域争创国家级产业技术创新平台。鼓励建设一批能链接社会各界创新者的大众创新平台，探索形成需求拉动供给的开放式平台。

图5  中国西部（成都）科学城一隅

　　二是对标国际先进城市，提升平台现代化水平。以满足创新主体需求为导向，加强高端科技设施装备的自主研发和本地化生产，逐步提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重点实验室等自主研发的先进高端设施仪器的覆盖率，分类推进创新资源的计算机化、网络化、数据化、智能化、移动化，支撑数据资源可共享、创新过程可智能、创新活动可移动。

　　三是凝聚创新共识，增强R&D¹拉动力度。持续加大财政资金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投入力度。加强社会融资研究，探索建立便捷、公开、灵活、规范的社会募资机制和网络平台，减少投资壁垒；探索建立规范的公益众筹科研平台，吸引公益赞助资金，努力实现对关键技术、核心领域的精准支持。

（二）推动动力变革，激发平台主体创新创业动力

　　一是优化R&D经费支持结构。调整和优化我市科技投入结构，优化我市R&D经费在基础研究、企业创新中科研人员劳务费的投入比重，重视开源节流，提高经费利用效率，全面提高平台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

　　二是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坚持激励与约束并重，理顺长期激励和短期激励、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过程激励和数量激励、政府激励与市场激励、科研激励和创新激励的关系，实施创新人才分类激励机制。加强基础研究支持，引导高层次科技人才向企业流动，重视科研的过程贡献及累积效应，关注广大民间发明者和公民科学家，逐步形成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全生命周期下“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公众”联合创新的多元化、系统性的激励资助体系。

　　三是降低成果筛选成本。探索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等分类激励机制，逐步完善论文、专利等科技成果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优化调整专利申请评审和资助政策，提高高质量专利授权数的比重，减少非刚需专利供给，提高成果有效供给，降低专利需求方的筛选成本。

　　四是降低成果转化风险。 探索资金政策向技术专利前期转化倾斜，加强政府购买重要技术专利的研究，降低企业成果转化风险，让更多企业参与成果转移转化，提高成果产业化效率和水平。激励企业向外公开企业技术难题，利用悬赏或其它方式，吸引更多主体参与创新，增加技术供给量，降低企业技术创新成本。完善风险投资法规政策，优化风险税收激励，逐步形成规范的风险投资企业的鼓励、支持和保护体系。 

（三）推动效率变革，提高平台资源供需匹配能力

　　一是提高创新资源供需匹配效率。加强跨区域交流与合作，探索建立跨区域一体化的科研设施、科研数据开放共享评估和成本补偿机制，完善用户参与机制，盘活闲置科研设施等创新资源，激发供需两侧用户参与积极性。鼓励开展创新资源供需信息咨询、供需对接、合作撮合、跟踪回访等专业服务，探索科技资源供需对接商品化、标准化和流程化，努力提供“淘宝”式精准便捷服务，提高跨区域创新资源的供需精准匹配效率。鼓励创新平台搭建和开放关系接口，促进平台串联更多外部资源。

　　二是促进科技成果供需精准匹配。加强技术专利的标准化评价体系、市场化定价、产权运营及权益分配、风险分担及金融支持、产业化主体组织及运营等各环节的研究和完善。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手段，探索形成跨区域一体的技术专利等成果共享和交易平台。加强与技术经纪人、融资、检验检测等专业化、规范化服务的深度对接和联动，促进科技成果跨区域供需精准匹配、技术按需流动、知识产权便捷交易、科技成果快速转化。   

文中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上海）、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办公室、成都日报、图虫创意

文中注释：

1. R&D为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缩写，译为研究与试验发展，是指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三类活动。国际上通常采用R&D活动的规模和强度指标反映一国的科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