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以发展为主线”思维下的生态环境保护，能有效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更能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为此，文章从厘清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机理着手，借鉴国内外先发区域生态产品资产化、资本化、产业化实践经验，并结合成都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特色实践，提出持续推动成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几点思考建议，助力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从“颜值”走向“价值”。

　　一、理论基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理

　　生态产品主要是指在不对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完整性造成损害的前提之下，生态系统为我们人类生产、生活提供的物质和服务。按照国内外相关研究，可划分为生态自然产品、生态权益产品、生态服务产品和生态物质产品（见图1）。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就是通过市场交易或者机制设计，使得生态产品价值的显性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主要遵循“转化”和“保护”两种逻辑，而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的消费方式决定了交易方式。

　　——以清新空气、干净水源等为代表的生态自然产品，属于公用性生态产品，强调的是“保护”，需要更多地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在生态资产核算的基础上，采取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或跨区域的生态补偿等手段，遵循受益者付费的原则，由生态保护受益的区域向实施生态保护的区域提供一定的经济补偿，使得生态保护的外部价值转化成货币化的现实价值。

　　——生态服务产品与生态物质产品等经济性生态产品，强调的是“转化”，需要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通过市场化路径构建生态产品链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链，推动形成生态产业，使隐性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显性化，并在市场上得到认可。

　　——针对生态权益产品，这种把“保护”和“转化”结合起来的准公共性生态产品，一般采取政府与企业混合路径，以“核算—配额—交易”形成生态资本实现路径，其过程既通过政府对排污、用水、用能等总体限额实现“保护”，又通过个体配额和市场化交易实现权益的价值“转化”。

图1  生态产品与价值实现路径示意图

　　二、典型案例：站在国内外先发区域肩膀上学经验

　　（一）聚焦“可量化”，推动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产

　　摸清生态“家底”，开展生态系统价值核算，实现生态产品可量化、可计价，是推动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产的关键基础。目前，内蒙古、深圳、浙江丽水、江西抚州、福建厦门等省市已经完成了生态系统价值核算，并构建了标准化的区域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

　　深圳在国内率先开展城市GEP核算，首次提出并建立了GDP和GEP双核算双运行双提升工作机制，并自2017年起在全国率先综合采用遥感、地面调查、模型分析等方法调查评估城市生态状况，历时四年，系统掌握了全市生态系统结构、质量、功能数据，全面完成了以GEP核算实施方案为统领，以GEP核算地方标准、GEP核算统计报表制度、GEP自动核算平台为支撑的“1+3”核算制度体系建设，是全国首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制度体系。

　　厦门自2017年起启动生态系统价值核算试点项目，并开展持续探索和应用试点，率先在全国确立了生态系统生产价值核算“八大原则”1，提供了核算标尺、构筑了核算边界；率先在全国形成了生态系统生产价值业务化核算能力，实现地方政府自主自动核算；常态化延续性开展生态系统生产价值核算，打造了具有厦门特色的生态系统生产价值核算“沿海样本”。

　　（二）聚焦“可增值”，推动生态权益转化为生态资本

　　聚焦生态“权”与“益”的运营管理，加快具有明确权属、可评估计价的资源资产进入市场交易，促进生态权益在不同主体、部门或地区之间进行高效配置，实现生态产品可交易、可增值，是推动生态产品资本化的运行路径。近年来，国内外积极探索生态权益市场化交易，加速推动生态产品资本变现。

　　澳大利亚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积极引入“生态银行”，通过资源收储、资本赋能和市场化运作，实现生态价值保护和增值。首先，要求土地私有者聘请认证评估师，获取管理场地评估报告后，与政府部门达成通过加强管理来增加该区域的生态价值的生态银行协议，并获得生态积分。其次，土地所有者可出售积分，获取生态管理资金，超额部分将转化为现金利润。而开发者可购买积分，用来弥补开发项目造成的生态影响。与此同时，衍生出了如生态担保、信贷等金融产品及服务。

　　江西抚州成立生态资产变现专门机构，按照“资源统一整合，资产统一营运，资本统一融通”的原则，通过资源收储、资本赋能和市场化运作，成立了6家生态支行、7家生态金融事业部，组建了绿色保险产品创新实验室；浙江丽水创新以“生态贷”为代表的生态价值融资机制，将生态价值作为贷款准入、贷款额度、贷款利率、贷款便利性的评定指标；福建三明通过林业金融创新，推出了林业抵押贷款及“福林贷”等金融产品。

　　重庆在全国首创探索建立了基于森林覆盖率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将森林覆盖率设置为各个区县的统一约束性考核指标，形成了森林覆盖率达标地区和不达标地区之间的交易需求，实现了“贫富搭配，造林富民”，让保护生态的地区得到资本补偿；浙江绍兴积极探索由环境容量相对丰富地区向环境敏感地区提供发展空间，并建立了“异地开发生态补偿试验区”，有效弱化了生态产品供给地与受益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

　　（三）聚焦“可发展”，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生态产业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在经济发展中要注重体现生态效益，在生态保护中要注重产出经济效益，实现生态产品可发展、经济发展可持续，是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生态产业的重要目的。“使生态赋能产业、让产业反哺生态”已经成为主流趋势，各地纷纷开启绿色生态产业发展之路。

　　一方面，强化生态比较优势，提升品牌溢价。新加坡滨海花园致力于规划和设计能源和水的可持续循环系统，通过“擎天树”新能源体系和“蜻蜓湖”“翠鸟湖”两大湖泊系统，展现了城市生态环境建设成果，被评为亚太地区最佳景点，并通过有偿的收费项目，充分凸显区域生态调节、文化服务等效益。波士顿于2014年提出“sea change”城市规划方案，通过长期韧性策略为海岸线区域进行城市规划建设，强化绿化公园、海洋生态建设，缓解未来环境变化而可能引起的风险，打造了美丽海洋公园、滨海音乐节、绿色广场，聚集了近1500家科技公司42000多名员工，使波士顿成为一个极具活力、且能抵御气候变化的城市。

　　另一方面，挖掘生态资源潜力，壮大生态产业。浙江丽水着力培育“山”系品牌，积极打造农业区域公用品牌“丽水山耕”，有效促进了优质农产品的销售增加、价值提升，自2014年9月品牌发布之日起，其实现了农产品销售平均溢价33%。福建南平依托优越的生态资源优势和“双世遗”武夷山品牌优势，推出“武夷山水”区域公用品牌，推动优质农产品统一质量标准，统一检验检测，统一营销运作，提升了农产品影响力，扩大了农产品市场空间。云南玉溪以旅游重大项目为切入点，大力发展高原特色生态观光休闲农业和旅游艺术衍生品制造加工业，打造了农业观光体验、健康养生、商务会议、运动休闲4类品牌；福建三明充分发挥森林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生态型林产工业和林下经济，做好“林”的业态。

　　三、成都实践：立足生态禀赋的三条特色转化路径

　　（一）以典型生态区域价值核算探索生态资源资产化

　　聚焦让公园城市的“绿水青山”有价可依，成都加快启动生态“摸底”，率先以川西林盘、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锦城公园等典型生态区域为突破口，开展生态价值核算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为以点带面探索构建生态系统价值核算体系奠定了良好基础。

　　典型区域核算体系加快构建。以川西林盘为例，选择崇州进行破题，并研究发布了《川西林盘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规范》《川西林盘生态价值转化模型及核算体系》等成果，率先形成了可操作、可比较、可推广的川西林盘生态系统价值核算标准和技术体系，为构建全市生态系统价值核算体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核算评估试点正在有序推进。以锦城公园为例，充分对标国际，以“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框架为依据，探索构建了锦城公园生态服务价值评估体系，并根据评估体系对锦城公园生态服务价值进行了估算，投入产出比处于“世界先进并行、全国同级领先”的较高水平，充分展示了公园城市的魅力。

　　（二）以低碳城市先试先行推动生态权益转化为生态资本

　　把握低碳城市建设机遇，成都积极推进生态权益“品类直接交易”，创新模式赋能“区域溢价增值”，创新机制实现“生态效益共享”，着力畅通生态价值实现市场化路径，推动生态权益实实在在转化成生态资本。

　　以生态权益交易实现产品“直接变现”。加快具有明确权属且可评估计价的生态权益在不同主体、部门或地区之间进行高效流通配置，设立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推动全市重点用能单位参与全省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率先完成全省首笔用能权交易，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碳交易金额位居全国前列。

　　以生态环境导向开发（EOD）项目导入实现区域“溢价增值”。创新提出“土地增值、商业反哺”的投入产出“双平衡”机制，积极推动EOD模式在片区综合开发的运用，以杨溪湖湿地公园、麓湖生态城、天府怡心湖、中法生态园“未来水生态城”等EOD重大项目为载体，EOD综合发展正在公园城市落地生根，“生态投入—环境改善—品质提升—价值反哺”的良性循环效应正在持续释放。

　　（三）以文商农旅体融合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生态产业

　　结合自身资源禀赋，成都提出坚持政府主导、市场主体、商业化逻辑，把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作为加快生态价值创造性转化的重要实践路径。重点突出“农”的生态赋能、“商”的价值逻辑、“文”的品质浸润、“旅”的聚人引流、“体”的品牌集聚作用，推动厚积的生态优势赋能产业发展。

　　创新开发运营模式。策划包装优质生态项目，引导社会资本、专业化运营团队参与建设运营，发布公园城市场景机遇图和各类机会清单。以川西林盘为例，秉持“一个精品林盘（聚落）催生出一个规上服务业企业”的理念，大力引导社会资本投资运营，推动林盘商业综合体、文旅综合体等运营模式创新。

　　探索多元融合模式。充分发挥生态资源引流聚人的优势，重点聚焦户外消费、品质消费等需求，积极推动生态型产业、休闲型消费在绿道、公园、林盘内及其周边布局，探索创新“绿道+”“蓝网+”“公园+”“林盘+”等场景模式，夜游锦江、沸腾小镇、江家艺苑等“绿道+”产业化项目获得了市场认可。

　　形成品牌产品体系。依托天府绿道、天府蓝网、川西林盘等特色生态载体，以“农”为底，深度链接本地及周边特色农业资源，融合商、文、旅、体元素，形成了品牌化多元产品体系，其中建成稻乡渔歌田园综合体等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消费新场景1 000余个，早期的农家乐发展模式堪称全国典范。

　　四、未来之策：由点及面，健全生态价值转化链条

　　（一）厚植城市绿色家底，推进生态资产“可计量”

　　摸清生态“家底”，加快开展生态系统价值核算，实现生态产品可量化、可计价，是推动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产的关键基础。显而易见，有资源才有转化、才能转化，应持续高质量推进以绿色为新形态的公园城市建设，锚固全域发展绿色空间底线，筑牢青山绿道蓝网的生态本底，持续扩大生态资产“资源库”。同时，建议成都基于前期开展的川西林盘、锦城公园等典型生态区域的生态系统价值核算基础，主动对标深圳、厦门等先发城市，系统开展城市GEP核算。首先，积极攻克“理论难关”，确立生态系统生产价值核算原则、核算标尺、核算边界；其次，突出攻克“技术难关”，总结典型生态区域核算经验，强化核算标准化建设，形成生态系统生产价值业务化核算能力；第三，主动攻克“应用难关”，每年开展生态系统生产价值核算并发布核算白皮书，以价值量衡量生态系统服务水平。

　　（二）探索建立“生态银行”，推进生态资本“可增值”

　　国内外积极探索生态权益市场化交易，除了加快推进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等权益产品市场化交易，资源产权融资、资源配额交易等方式也成为推动生态产品资本变现的重要举措。结合成都实际，借鉴澳大利亚、重庆、丽水等国家或地区经验，建议成都在争设西部环境资源交易所的同时，在EOD实践基础上，积极引入“生态银行”概念，通过资源收储、资本赋能和市场化运作，实现片区综合开发中生态价值的普遍保护和增值。即鼓励土地拥有者通过建设修复来增加该区域的生态价值，并通过标准化估值获得生态资产；而开发者通过资本购买生态资产，弥补开发项目造成的生态影响。与此同时，衍生发展如生态担保、信贷等金融产品及服务，破解面对由生态产品的特质所引起的资本约束困境。

　　（三）拓展生产消费场景，推进生态产业“可发展”

　　国内外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发展与生态资源特色相匹配的生态产业，是实现价值转化最直接、最经济、最有效的途径。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成都已开启独具特色的绿色生态产业发展之路。

　　在未来，一方面，可以聚焦“沉浸式体验”促进文商农旅体融合迈向新台阶。如以超强IP为起点，融合AR、VR等数字光影技术，在生态优越区域还原、延伸影视、小说、动漫等IP场景，建设基于超强IP的互动娱乐打卡地；与“多元化”和“小众化”相结合，基于社群属性，发展Live House、时尚演艺、艺术展览、创客竞技、体育俱乐部等，使生态优越区成为高黏性高交互社群聚落扎根地；以绿道、水系为脉，整合生态、文化、体育、商业等多元要素，串联旅游、文创、农业、美食、民宿等诸多项目，丰富夜生活、夜消费，打造“48小时”“72小时”沉浸式体验产品体系。

　　另一方面，可借鉴国际经验，促进生态产业进一步延伸。借鉴新加坡滨海花园做法，选取景区景点，规划和设计新能源和水的可持续循环系统，集成展现城市生态技术成果、城市生态产品等，打造生态调节、低碳示范和文化服务一体的低碳经济场景。借鉴波士顿创新区的做法，依托绿化公园、生态广场等生态资源，建设公共性开放式办公区、会议室等，促进现有建筑改造承载创新孵化器和加速器，吸引科技类、创新型企业集聚，打造“花园中的办公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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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蒋金荷，马露露，张建红.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的选择［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1（07）：24-27+119.DOI：10.19851/j.cnki.cn11-1010/f.2021.07.127.

　　［3］孙博文，彭绪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关键问题及制度保障体系［J］.生态经济，2021，37（06）：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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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范振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与模式［J］.中国土地，2020（03）：35-38.DOI：10.13816/j.cnki.ISSN1002-9729.2020.03.11.

　　文中注释说明：

　　八大原则：即生物生产性原则、人类收益性原则、经济稀缺性原则、保护成效性原则、实物度量性原则、实际发生性原则、数据可获性原则、非危害性原则。

（城市发展研究所：杨婷婷、何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