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告在深刻理解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和要求基础上，从“蛋糕大不大”“分得好不好”“区域带富能力强不强”三个维度，对成都共同富裕现状进行分析研判，通过对标，找寻成都共同富裕的差距与短板，并进一步挖掘成都推动共同富裕的深层次制约因素，最后结合成都实际提出了推进共同富裕的路径与举措。

　　一、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共同富裕的内涵与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一系列深刻阐述，为全面、准确理解“共同富裕”的深刻内涵，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遵循。从涵盖内容来看，共同富裕是“全面富裕”，是“五位一体”的全面跃升，不仅要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富裕”需要，也要满足“精神富足”“生态富有”等各种需要；不仅表现为收入水平的提升，还表现为政府提供的公共福利的增进。从参与主体来看，共同富裕是“共同致富”，既要人人参与、人人尽力、共同建设，又要努力缩小因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行业差别而导致的差距，让每个人公平地享受各种发展机会，给更多人提供创富致富的机会。从发展过程来看，共同富裕是“逐步富裕”，是鼓励勤劳创新致富、承认各个主体要素资源禀赋差异的相对富裕，是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把生产力发展水平持续推上新高度的过程。

　　因此，研判一个城市共同富裕状况，首先从量上来看“蛋糕做得大不大”，这个“蛋糕”涵盖物质、精神、生活、生态等多方面的内容，重在衡量这个城市共同富裕的绝对水平如何。其次是从结构来看“蛋糕分得好不好”，重在衡量这个城市内部不同群体间、城乡间、各区（市）县间在物质、精神、生活等方面的发展与共享水平如何。此外，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都都市圈中心城市，“区域带富作用强不强”也应是成都推动共同富裕的一项重要责任。

　　二、成都共同富裕现状研判

　　通过与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武汉、重庆等6个城市开展对标，发现成都共同富裕总体上呈现“共享性相对较好，但富裕不足”的特征，成都在缩小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表现较好，但地区差距较大，表明“蛋糕”分得较好是成都的基础优势，“蛋糕”不够大、区域带富能力不强是成都的弱项。

　　（一）“蛋糕”不够大：成都市居民物质富裕水平较低，精神生活富裕不足，但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资源上的享有水平较高

　　一是物质生活富裕度总体相对较低，居民收入处于落后水平。成都居民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住房存款余额仅为对标城市平均水平的64.5%、74.4%和76.9%，人均工资性收入、财产净收入仅为对标城市平均水平的65.9%、56.9%。二是成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较高，但品质生活服务供给相对不足。成都幼儿园每一教师负担学生数、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等指标在对标城市中名列前茅，但居民教育娱乐文化消费支出、公共图书馆藏书人均拥有量、每万人拥有博物馆数量、艺术表演团体演出场次等指标在对标城市中相对落后（见表1）。三是成都的生态富裕程度总体处于较高水平，但空气质量问题不容乐观。相较对标城市，成都地表断面水水质达到或好于Ⅲ类水比例排名靠前，建成区人均绿地面积、森林覆盖率处于中等及以上水平，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较为落后，PM2.5浓度距离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还有一定差距（见图1）。

表1  2019年对标城市居民品质生活质量对比

图1  2020年对标城市生态环境相关指标比较

 　　注：①数据来源：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成都市森林资源与林业生态状况公告、各城市统计年鉴及生态环境公报；②由于各城市2020年森林覆盖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尚未公布，故采用2019年数据比对，地表断面水水质达到或好于Ⅲ类水比例、环境空气质量指数优良天数使用2020年数据；③由于深圳未公布地表断面水水质达到或好于Ⅲ类水比例，故此项指标排名未包含深圳。

　　（二）“蛋糕”分得较好：成都市居民在城市发展中获得了相对较多的红利，全市城乡间、各区（市）县间居民的物质富裕均衡性较好、基本公共服务共享水平较高、收入差距较小

　　一是城市收入分配相对较优，但群体收入差异相对较大。成都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的比值居对标城市首位（见图2），但高、低收入户占社会财富的比重差距较大。二是城乡收入差距相对较小，但城乡居民精神生活富裕度差距较大。成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低于对标城市，但城乡服务性消费支出差距相对较大。三是各区（市）县居民物质生活富裕均衡性较好，但总体富裕水平相对较低。成都各区（市）县人均GDP收入差异系数、人均GDP的极值比、居民收入极值比在对标城市中相对较低，但各区（市）县居民收入水平总体较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万元以上的区（市）县占比较低。四是各区（市）县基本公共服务共享性较好，但各区（市）县居民综合素养水平差距较大。成都各区（市）县每千人口医疗卫生床位数的标准差低于上海和广州，普通中小学每一教师负担学生数各区（市）县均衡性较好，但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等指标各区（市）县差距较大、内部均衡性较弱（见表2）。

图2  2020年对标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比重对比（%）

表2  2019年对标城市精神生活主要指标的区（市）县差异对比

　　（三）区域带富能力不强：成都与都市圈、城市群、四川省内其他城市的富裕均衡性较差

　　一是成都都市圈整体富裕水平不高。成都都市圈人均GDP、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整体水平相对较低，且都市圈内部处于中度偏弱失衡状态；成都都市圈内小学教育服务处于中度偏弱失衡状态、医疗服务处于中度失衡状态、文化服务处于高度失衡状态（见图3、图4）。二是全省整体富裕水平偏低。四川省人均GDP、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低于广东省、浙江省，省内各城市间居民收入总体处于中度偏弱失衡状态；省内教育服务、医疗服务、文化服务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省内各城市间教育医疗水平处于中度偏弱失衡状态、文化服务处于中度偏强失衡状态。三是双城经济圈整体富裕水平相对较低。双城经济圈人均GDP、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但经济圈内部城市间两项指标仍然处于中度偏弱失衡状态。双城经济圈教育服务、医疗服务、文化服务整体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经济圈内各城市间教育、医疗服务处于中度偏弱失衡状态，文化服务处于中度偏强失衡状态。

图3  成都都市圈及部分先发都市圈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异系数对比

数据来源：主要根据相关城市统计公报及“七普”数据计算所得。

图4  成都都市圈及部分先发都市圈公共服务相关指标变异系数对比

数据来源：主要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0）》及“七普”数据计算所得。

　　三、成都推进共同富裕需解决的问题

　　从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共享的视角来看，成都推进共同富裕的深层次制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发展效率仍然偏低

　　受多数企业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低端等因素影响，成都市第二产业生产效率明显落后、第三产业效率总体不高。截至目前，成都先进制造业头部企业数量为169家，仅分别达到广州、杭州、上海、深圳的82.0%、74.8%、21.5%、21.3%（见图5）。

图5  对标城市先进制造业头部企业数量概况（截至2021年9月）

　　注：①先进制造业头部企业数量来源于前瞻产业研究院统计的大数据，主要统计分析的是产业链中主要头部企业的分布情况；②由于灰色领域表示城市拥有的头部企业数量较少、在全国城市第20位以后，故未予统计。

　　（二）创新能力对发展新动能支撑不强

　　从高新技术产业来看，高技术制造企业前20强营业收入占全市高新技术产业的39.9%，营业收入增量前20强对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增长贡献率达89.5%，但其中排名靠前的高新技术企业均为代工企业。从新经济企业来看，以企业营收为入围标准的2020年成都百强企业中，入选的新经济企业①数量不足10家。从数字经济发展来看，成都虽然城市数字经济指数在全国排名第4，但是数字经济规模在全国城市中却排名第7位，说明数字经济对于GDP增长的贡献度与先进城市还有不小差距（见图6）。

图6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与经济规模排名前10情况

　　数据来源：新华三集团和中国信通院联合发布的《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蓝皮书（2021）》。

　　（三）支持创新和勤劳致富的环境有待优化

　　相较国内城市，成都市市场主体数量较多但结构和效益不优。2020年全市市场主体总量共达292.1万户，在副省级城市中仅次于深圳，但个体工商户占市场主体比重高达64.3%，深圳、广州、杭州这一比例不到40%；企业中的高新技术企业、独角兽企业、上市公司、民营企业500强企业数量均仅相当于深圳的1/4~1/3；全市规模以上（以下简称“规上”）工业企业平均利润额为2 500万元，显著低于广州（3 900万元），规上服务业企业平均利润额为1 700万元，显著低于杭州（5 600万元）。

　　（四）公共服务供给与人口发展结构“不适配”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成都市公共服务供给不仅与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变化不匹配，与人口分布、人群分布也不相适应。新都区、龙泉驿区、双流区、温江区、郫都区等城区是全市新增人口尤其是年轻人口的重要承载地，也是全市“一老一小”数量较大、增长较快的区域。但从养老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幼儿园、小学、文体设施的布局来看，五城区仍是供给集中的区域，如从人均医疗卫生床位数来看，2020年武侯区、锦江区的每千人口医疗卫生床位数均超过15张，但龙泉驿区、新都区、双流区、郫都区还不到6张。

　　（五）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

　　成都市乡村地区的生产效率明显偏低、土地产出效益不高，乡村要素的集聚能力不强。耕地产出率仅12.64万元/公顷，远低于杭州市的33.40万元/公顷和广州市的49.21万元/公顷；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水平与杭州、南京等城市还存在一定差距；全市农业先进要素聚集水平为67%，低于上海16个百分点；新型职业农民仅占农村劳动力人口的2.1%左右，村（社区）后备干部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仅13.9%左右，乡村人才要素制约明显。

　　（六）区（市）县自我发展能力存在较大差异

　　五城区和高新区政府可支配财力较强，自我发展能力相对较强。龙泉驿区、新都区、双流区等城区政府可支配财力水平虽然一般，但基础设施投资强度较高，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潜力和空间较大，但郊区新城政府可支配财力明显较弱（见图7）。

图7  2020年成都市区（市）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成都市区市县发展报告（2020）》。

　　四、关于成都推进共同富裕的对策建议

　　对表中央提出的“全面富裕”“全体富裕”和缩小“三大差距”的要求，成都仍有短板和弱项，关键是要加快提升发展质量、增强创富致富能力。下一步成都应以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为统领，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解决三大差距为主攻方向，突出推动体制机制创新，从收入端加快提升经济增长质效、营造机会均等的发展环境，扩大就业容量，充分激发创业、创新、创富的动力和活力，努力做大共同富裕“蛋糕”；从分配端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优化公共服务供给，为人的全面发展、城乡均等发展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努力分好共同富裕“蛋糕”，在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共享中高质量推进共同富裕，增强成都辐射带动区域共富的能力。

　　（一）以发展新动能和提升质效“双轮驱动”推动创新致富

　　随着成都在国家、区域中的责任担当愈发重要，在人口快速集聚的同时，进一步加强经济、就业以及社会发展的稳定性显得更为重要，对保持适度经济增长、提升经济发展质效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成都应一方面以科技创新和数字变革催生城市发展新动能，另一方面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以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效能进一步挖掘经济潜在增长率，持续提高以人均产值为导向的经济发展质量效益，持续增强做大“蛋糕”的能力，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一是深耕创新驱动的致富方式，增强做大“蛋糕”的实力与竞争力。二是探索数字引领的致富方向，增强做大“蛋糕”的活力和韧性。三是坚持效率变革的致富方法，提高做大“蛋糕”的加速度和持久度。

　　（二）强化机会均等，以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夯实勤劳致富基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成都人口规模大、增长快，新晋成为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 000万的超大城市①，但相较大规模的人口，成都经济总量不大，要提高居民收入，必须创造与人口规模相匹配的更多工作机会和就业岗位。下一步成都要以机会均等为核心，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公平发展环境，保护劳动者平等地获得就业机会和就业待遇的权利，促进人口增长、企业活跃、就业充分、勤劳致富的良性循环，夯实做大和分好“蛋糕”的基础。一是营造机会均等的公平竞争环境，让勤劳致富的基础更加牢固。二是推进更充分和更高质量就业，让勤劳致富的惠及面更加宽广。三是支持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和融通发展，让勤劳致富的动能更加强劲。四是全力促进人力资本转化，让每个个体都能实现自我价值。

　　（三）以创造高品质文化生活促进全民精神富有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需求升级，以及成都青年就业人群及高素质人群不断扩大，成都文化产品与服务供给与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之间的矛盾益发凸显。成都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以构建国内领先的现代公共文体服务体系为目标，努力为市民创造高品质文化生活，不断丰富居民精神文化食粮，提升居民共同富裕的精神生活层次。一是打造新时代精神文化高地，形成精神富有的人文激励。二是健全公共文化设施和空间，夯实精神富有的硬件载体。三是创造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营造精神富有的共享环境。四是构建智慧化公共文化体系，实现精神富有的便捷、优质。

　　（四）以彰显公园城市美丽宜居特质推动生态富足

　　共同富裕要以我们的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对经济发展进行支撑为自然前提，能够保持可持续发展的代际和谐为社会前提。同时，生态财富的积累与消耗又具有明显的个体差异，通过生态补偿与生态正义等手段促进自然资源、发展结果公平分配，也是影响物质富裕的重要方面。成都应突出公园城市特征，树起“美丽宜居”的城市品牌，加大生态建设力度，形成与公园城市相匹配的生态“颜值”，壮大每个人的生态财富，也因创造生态价值转化机会让更多人因“生态”而“富裕”。一是筑牢山清水秀绿色本底，壮大每个人的生态财富。二是瞄准环境质量关键问题，控制污染对居民的影响。三是健全生态价值转化链条，实现以生态助富裕。四是创新推进社区“双碳闭环”，提升低碳宜居品质。

　　（五）全面提升生活品质，共同增进美好生活福祉

　　作为承载了超2 000万常住人口的超大城市，成都市的人口总量、分布、需求及其结构性变化日趋复杂，在公共服务、城市安全等多个领域面临着较大的挑战与风险。成都应顺应人口发展变动趋势，坚持“兜住底线”和满足更高品质生活需求双线并行，全面增进全体人民福利水平，大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让市民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一是扎实做好民生托底保障，让困难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二是加强公共服务多元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需求。三是全面增强生活成本竞争优势，让幸福生活可感可及。四是加强城市安全韧性，为共同富裕保驾护航。

　　（六）深化城乡融合，推动城乡共同富裕

　　成都农业农村发展最鲜明的特质是特大城市“联城带乡”，城乡融合发展是成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方向，是打通制约城乡要素合理流动堵点、化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有效路径。成都应充分发挥城市和乡村的各自优势，紧抓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契机，做深做实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以“城”带“乡”推进乡村产业创富、资源带富、集体致富，在城乡融合中实现城乡共同富裕。一是提升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增强县城带乡共富能力。二是推进城乡产业协同发展，提升乡村创富能力。三是推动城乡要素合理配置，提升乡村资源带富能力。四是拓宽农民就业增收渠道，提升乡村集体致富能力。

　　（七）拓宽更加平衡、更高质量的区域共兴共富路径

　　与沿海地区相比，西部地区整体发展水平偏低，成都都市圈、四川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整体富裕程度不高，亟须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为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成都自身能级量级相对不足，与周边区域经济联系较弱，带富能力难以充分发挥。成都应聚焦做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极核”和全省发展“主干”功能，以下好成德眉资同城化“先手棋”、唱好“双城记”、建好“经济圈”为重点，协同引领全省乃至西部地区加快发展，分阶段有重点地促进更大区域范围的共兴共富。一是加快同城化发展，实现都市圈共同富裕。二是加强成渝联动，促进经济圈共同富裕。三是主动协同发展，推动四川全省共同富裕。四是突出引领作用，助力西部地区共同富裕。

文中注释说明：

1、参考2020年成都新经济“双百工程”企业名单。

2、按照城市规模划分标准，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 000 万的城市被称为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在500 万以上1 000 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据“七普”结果，中国有7 个超大城市：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成都和天津。此外，还有包括武汉、东莞、西安、杭州等在内的14 个特大城市。

（扎实推进成都共同富裕调研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