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先后对数字政府建设提出明确要求，使数字政府建设由实践探索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成都市委+三届九次全会强调，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要在现代治理能力上走在前列、作出示范。当前，成都正处于现代治理攻坚期，需要以加强数字政府建设作为着力点和突破口，以数字化转型驱动治理理念、体制机制和方法的系统性变革，以数字技术为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赋能增能，进而实现高效能治理。

　　本文对新时代建设数字政府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要求与趋势进行了研究分析，对成都数字政府建设的探索与成效进行了梳理，并对成都进一步深化数字政府建设提出建议，以期为推进成都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参考。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先后对数字政府建设提出明确要求，使数字政府建设由实践探索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数字政府建设毫无疑问成为题中应有之义，是推动城市治理实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转变的关键抓手。

（一）数字政府建设的价值内涵

　　所谓“数字政府”，其实并非为一个全新的概念，早在20世纪90年代其已与“电子政务”出现在研究西方政府与IT企业合作创新的学术文献之中¹。但是，从我国推动政府治理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政策发展脉络来看（见图1），“数字政府”可以被视为继“电子政务”之后我国政府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又一重要阶段。

图1 我国电子政务、数字政府相关重大决策部署²

　　从电子政务建设迈入数字政府建设阶段，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始终是政府改革探索的重要驱动力，有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然而，在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其重点不再侧重于“技术”“数据”“互联网”等作为工具属性的价值体现，而是需要政府与数字技术进行更深层次的融合，促进行政理念和体制机制的系统性变革，更大程度地激发出技术与治理“1+1大于2”的正协同效应，从而实现更好的“治理”。“回归政府治理本位才能抓住对数字政府的基点理解”³，因此，从治理视角来看，数字政府建设的实质是政府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形成一种适应并引领全社会数字化转型的新的治理模式的动态发展过程。

（二）数字政府建设的发展趋势

　　当前，国内外数字政府建设正呈现“百花齐放”的蓬勃发展态势。虽然具体表现各有特色，但仍呈现出一些值得关注的共性趋势。

　　一是核心理念：以民为本。纵观国内外数字政府建设的顶层设计，更好地服务公众已成为最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例如，数字政府建设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新加坡在其“智慧国”战略中明确的发展宗旨即是以“服务公民”为重点⁴，加拿大同样也提出要“以公民需求为中心”进行数字政府改革⁵。在我国，数字政府建设更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首要原则。由此可见，坚持以公众为中心的“民本位”发展理念，正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是技术特征：数据驱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进入数字时代，数据不仅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也是关键的治理资源和工具。从早期的政府信息化到电子政务再到当前的数字政府建设，随着数据资源的不断丰富和汇聚，政府依托对数据的整合共享和关联应用，已逐步由“经验驱动决策”转向“数据驱动决策”，从“粗放管理”转向“精准治理”，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服务”。“凭借数据来治理社会”的模式在全球范围内都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和实践⁶，是数字政府建设最为显著的技术特点之一。

　　三是内在结构：整体协同。数字政府建设作为一项系统性工作，需要政府以整体性视角和全局性观念进行资源整合与行动协同，否则极易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目标冲突、责任不清等问题。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应用，既为政府各部门从分散走向整合提供了工具支持，也倒逼政府加快了协同联动的步伐。联合国调查评估报告显示，实施数字政府的成员国正通过提高各部门的互联互通水平，逐步从分散化的组织架构发展为整体型政府模式⁷。作为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先发城市，上海在“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建设中同样强调横向和纵向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联动，近期实施的政府部门信息化职能整合优化工作更是将从体制机制入手进一步推动政府内部的整体性运作。

　　四是外在形态：平台政府。平台化是社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一种明显的发展趋势，能够推动具有关联性的个体、群体之间基于一定的标准规范开展卓有成效的互动与合作，从而创造出新的价值。2009年，蒂姆·奥莱利(Tim O’Reilly)首次提出“政府即平台（Government as a Platform）”概念，认为政府本质上也是促进多方参与并进行协作的基础性平台⁸。其后，以英国为代表的国家先后将“政府即平台”纳入数字政府建设规划中进行探索。得益于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政府作为“平台”的价值属性和功能属性正逐步显化，包括我国的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等都是较为典型的平台型政府实践形态。由于打造平台型政府形态能够使得信息公开化、服务标准化、互动便利化、响应敏捷化、治理协同化等政府的治理属性变得更加可感可知，并有利于吸纳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合力推动数字化转型，平台型政府已经成为数字政府建设进程中一种重要的实践走向。

（三）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要求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将“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后，党中央国务院和四川省委省政府对数字政府建设工作提出系列重要要求。总体来看，“十四五”期间，数字政府建设已成为“规定动作”，既需要“加强”建设水平，也需要“加快”建设步伐，还需要进一步“加深”数字技术与政府治理的结合度。

　　从主要目标来看，数字政府建设作为数字化发展的重要组成，应着力推动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和公共服务高效化。从关键要点来看，“用数据进行治理”仍然是数字政府的建设重点和发展导向，而“对数据进行治理”（如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探索数据运营服务等）也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⁹。从具体应用来看，政府内部应注重通过数字政府建设进行治理的流程再造和模式优化，尤其应致力于构建和完善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体系；面向公众和市场主体则应持续提升服务和监管效能，并重视“数字鸿沟”问题，确保数字政府建设成效惠及全民。

表1  国家对“数字政府”建设提出的系列重要要求

表2  四川省对“数字政府”建设提出的系列重要要求

　　为加快政府数字化转型步伐，成都高度重视数字政府建设工作，从体制机制、整体设计、新型基础设施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实现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社会诉求“一键回应”，助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阶段性成效。

表3  成都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相关要求和举措

　　在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方面，成都从纵横两个方向联通业务办理系统，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应用，推动流程再造和模式优化，推行主题式服务等集成化服务模式，上线运行“蓉易办”平台，实现企业和群众办事“上一张网，办所有事，最多跑一次，一次能办成”。当前，成都政务服务审批事项已实现100%网上可办，“天府蓉易享政策找企业”智能服务平台作为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典型做法在全国推广。

　　在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方面，成都已构建市县两级“城市大脑”体系。数据显示，成都“城市大脑”已累计接入系统267个，汇聚数据达753类57.1亿条，接入16万个点位的视频和感知数据，打造43个指挥决策和综合管理的智慧应用场景，为实现“一网管全城”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社会诉求“一键回应”方面，成都已完成105条非紧急救助政务服务热线整合工作，搭建集公开电话、网络信箱、短信、微信、移动客户端于一体的社会诉求受理体系，实现诉求受理平台、办理系统、工作标准、办理流程、考核监督、数据共享“六个统一”。据《2021年全国政务热线服务质量评估报告》显示，成都12345等级排名为A+，位居全国第二，领跑副省级城市。

图2  成都市12345市长公开电话接听专区

　　为打造“数字政府、智慧社会”典范城市，建议成都遵循“整体政府”理念、坚持“服务导向”原则并探索“人民评议”模式，推动数字政府建设迈上新台阶，进一步为城市治理现代化赋能增能，为幸福美好生活构建现代治理范式。  

（一）遵循“整体政府”理念，注重统筹谋划实现一体推进

　　数字政府建设是一项全局性工作，成都应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关于数字政府建设最新要求，充分发挥成都市智慧城市建设领导小组作用，遵循“整体政府”发展理念，加强顶层设计，在体制机制改革、数据共享应用、重大项目实施等方面健全统筹协调和推进机制，并注重加强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组织联动，不断深化“一盘棋”工作格局。同时，在一体化推进数字政府建设进程中，应建立健全客观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落实，加快数字政府建设迭代升级的步伐。

（二）坚持“服务导向”原则，擦亮“蓉易”系列治理品牌

　　数字政府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因此，建议成都数字政府建设工作进一步明确“服务导向”发展原则，从体制机制等“供给侧”发力的同时，主动聚焦企业和群众的“需求侧”，推动成都数字政府建设成果从技术上“能用”向企业和群众认为“好用”“爱用”转变，不断提升服务端的发展质效。此外，建议成都依托“蓉易办”平台等积极擦亮“蓉易”系列城市治理品牌，使成都数字政府建设成果更具影响力和示范带动效应，进而惠及更多企业和群众。

图3  “天府蓉易办”微信小程序

（三）探索“人民评议”模式，聚焦市民所需所盼提质增效

　　数字政府建设是一项长期性工作，在推进过程中既需要把握客观的治理效能提升和技术变革浪潮，也需要时刻关注市民的实际感受，并基于综合性考量对数字政府的建设方向进行调整、优化。因此，民众所盼和企业所需应当作为数字政府建设提质增效的重要指引。建议成都探索利用12345社会诉求平台、政务服务“好差评”等渠道，持续收集、集中汇聚企业和群众关于数字政府建设的评价反馈、意见建议，探索建立数字政府建设领域的“人民评议”模式，通过推行全民评价、全民参与，为数字政府建设的持续推进提供更加强大的支撑和动能。

文中图片来源：成都市政务服务管理和网络理政办公室、成都日报、“天府蓉易办”微信小程序、图虫

文中部分数据来源：2021年成都市政府工作报告、科技日报《助力智慧城市发展 四川成都“城市大脑”全面提能》、“成都发布”微信公众号《成都这项工作，全国第二》

参考文献：

1. 黄璜.中国“数字政府”的政策演变——兼论“数字政府”与“电子政务”的关系[J].行政论坛,2020,27(03):47-55.

2. 黄璜.数字政府:政策、特征与概念[J].治理研究,2020,36(03):6-15+2. （部分数据）

3. 赵涛,马长俊. 数字政府建设的几个原则[N]. 学习时报,2019-06-03(005).

4. 杨巧云,梁诗露,杨丹.国外政府数字化转型政策比较研究[J/OL].情报杂志:1-11[2021-10-11].

5. 谭溪.加拿大数字政府治理改革实践及反思[J].中国行政管理,2021(07):140-146.

6. 涂子沛. 大数据推动精细决策[N]. 人民日报,2015-04-09(014).

7. 蒋敏娟,黄璜.数字政府:概念界说、价值蕴含与治理框架——基于西方国家的文献与经验[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03):175-182.

8. 韩万渠,柴琳琳,韩一.平台型政府：作为一种政府形态的理论构建[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1,22(05):58-67.

9. 黄璜.数字政府:政策、特征与概念[J].治理研究,2020,36(03):6-15+2.